美丽新世界－谈高孝午的雕塑创作发展

文∣陈贶怡 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美术系所专任教授

生长在福建美丽乡村的中国艺术家高孝午，1999年踏出厦门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的大门，而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0年代“新潮美术”的抗争、90年代新生代艺术家的多元发展，正好也进入了21世纪备受世界瞩目且受到国际资金大量挹注的时代。虽然厦门曾是80年代最激进的前卫运动“厦门达达”之发源地，但高孝午仍然像所有21世纪“非艺术不娶”的年轻人一样，为了艺术的梦想而“北漂”，并且在全球化现象的推波助澜之下，进而全世界到处转战。所以，技巧熟练、创作力丰沛的高孝午虽落脚在北京，但他的展览巡梭于中国各大城市及世界各大洲的艺术之都，而他的作品更是受到各国公私部门及藏家的喜爱，竖立在街市或建筑物的中心，典藏在博物馆里。
高孝午二十年的创作生涯中不断推陈出新，依照所欲探讨的主题以系列的方式进行创作，每个系列可以不断延伸，并且同时进行不同的系列：从2004年最早的成名作《标准时代》系列，到最近的《再生》系列，可以用2010年为分界将他的创作概分为早期与近期。早期的作品以具象人物为主，不论是《标准时代》鞠躬哈腰、笑容可掬的上班族，《城市梦想》系列中翅膀太小体态却又太浑圆的“天使”，或是《我们这一代》中比划着夸张手势，言语不时夹杂英文单字的年轻人，个个都以烤了漆的铸铜或打磨光滑的不锈钢制作的造形流畅光可鉴人，而且还能妙趣横生令人莞尔。然而，这些人物都在对日常生活的引用与黑色幽默中偏离了高艺术的道路，摆荡在高贵与永恒的雕塑，与时尚却短暂的玩偶之间。或者套句格林伯格( Clement Greenberg)的用语，由于图像的来源或使用的语汇更接近商业广告、动漫游戏等大众文化产品，而背叛了“前卫”(avant-garde)，选择了“媚俗”(Kitsch)。这样的做法在西方二战后甚嚣尘上，普普(Pop Art)或新写实主义(Nouveau réalisme)艺术家大量从日常生活与消费文化中取材，正如其命名者Lawrence Alloway所宣示的特质与内容：“大众的、短暂的、消费得起的、低廉的、大量生产的、年轻的、俏皮的、耍噱头的、迷人的和企业王国。”这种亲民却挑衅的作品彻底颠覆了体制化的艺术标准和品味，令卫道之士气结。殊不知一甲子之后，普普不但未成为过去，其后继者还大有其人：Jeff Koons以光鲜亮丽的不锈钢打造平凡无奇却风行全球的气球狗、Damien Hirst 镶满钻石的骷髅头令人目瞪口呆；Paul McCathy粗俗到令人难以下咽的巨大雕塑，即便引起丑闻却仍在艺术市场上炙手可热。至于中国艺术家，也在80年代开始接触到西方的普普艺术，90年代全球政治情势剧变之后，在新生代之间似乎也掀起了一股后普普热潮。在此背景之下如何看待高孝午的作品？是否搭上了这股潮流？“后普普雕塑的标签”是否适合他 ？
其实细看高孝午的作品，虽然不乏前文提及的从大众文化中提取的特质与内涵，但似乎又不尽然相同。他的作品首先来自于自身从乡村到城市生活转换的经验，这样的转换纵使为他带来冲击，甚至造成吃亏或不便，但作品中的自我謿解仍然大过尖刻的批判。2010年之后的近期作品中出现了《软暴力》系列，造形变的较为抽象：6公尺高的不明红灰黏稠物质从天而降，像泥浆或岩浆般将人压垮；装置于墙上的圆盘孔洞中流出不明的液体；且在这个系列中人物的重要性明显让位给物件，特别是汽车。不论是叙事的手法或作品的命名，都明显的企图批判当代都市生活型态带给人的压力。但即便是如此沉重的课题，却不知所以的仍带着一点矛盾的风趣。其实高孝午并不想只提出或指出问题，他更希望提供问题可能的答案：2011年开始的《出入》系列，在“岌岌可危与转个不停”上面装置着“沉思冥想与老僧入定”，作品上下形成剧烈的反差，但也指出了一条出世/入世、物质/精神、动/静之路。同样的，2010年他也开始向动物题材进军：《宠神》系列除了将龙与狮这些与神话传奇宗教相关的动物请下神坛，直接引入大众文化与消费社会的公仔现象之外，也积极批判了“宠物”文化。而《宠神－狗》那卑躬屈膝的样子，与其说是狗还不如说是人，这种类似清代警世文学《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般的笔调，显得既精准又深刻。然而相对的，2013年至今的《再生》系列，虽然同样以动物为题材，却收起了讽喻的笔调，让水中悠游的鱼蛙龟、陆上奔跑的狮子与鹿、花间飞翔的蝴蝶蜻蜓等，不但造形变得写实而典雅，还幻化出了五光十色、多采多姿的有机型态或类植物枝叶的部分。令人联想到伟大的奥维德(Ovide)所写的长诗《变形记》( Les métamorphoses )：变形使介于植物、动物与之间的“新物种”成为一种中介，同时拥有变形前后的性格与特质，使我们脱离日常的现实，进入超现实的反差与想像之魅力所在。而这一切，根据艺术家的说法，是为了“通过艺术寻找生命原本的美好”。

观其创作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如此结论：高孝午不像其他后普普艺术家一样，对城市文明与当代社会抱持着模棱两可或冷嘲热讽的态度，他们多半直接挪用形像，理性运用符号，有距离而无感情。然而高孝午却毫不犹豫地在作品里放进温度与厚度：他从生活经验出发，最终跳脱了令人沮丧的现实，大胆地迈进充满情感与想像，万物和谐共存的美丽的新世界之中。